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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俗制礼”和“以礼化俗”汉代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秩序-浩然文史

全部文章 admin 2019-05-23 125 次浏览
“因俗制礼”和“以礼化俗”——汉代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秩序-浩然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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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民二元的视角来观察汉代社会能够发现,有时民间的习俗会被官方统治秩序认可并形成规范化的法律,是为“因俗制礼”的过程。有时官方也会以立法的形式引导民间的行为,在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之后逐步演化成民间的行为习俗,是为“以礼化俗”的过程。社会的秩序便是在这样的礼与俗的互动中得以确立和完善的。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统治之间,实际上也经历了这样的互动过程。
一、由民间借贷习俗到官方统治秩序
自工商食官制度崩溃以来,逐渐产生并发展的民间借贷习俗,自然也会吸引官方的关注,进而进行规制。早在秦朝的时候,秦政府就针对民间借贷行为制定过相关的法律,比如针对抵押借贷的问题,秦简《法律问答》中即有:“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1]。秦朝国祚短促,留下的材料也不多。而两汉享国四百余年,因应民间借贷行为的发展变化,官方也不断地制定法律法规进行规制管理。这种管理主要是针对民间的商业借贷。
比如汉代政府针对民间借贷,尤其是商业借贷中最重要的利率问题的规制,就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据王彦辉先生研究:“汉初还没有对私债制定合法利率”[2],所以结合西汉初与民休息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使得民间的商业借贷有了迅速的发展。这种“政策空间”,一方面有利于西汉初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大批以此牟利的“子钱家”,同时还带来了“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3]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到汉武帝时期,政府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开始为商业借贷制定利率上限。元鼎元年,旁光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广州黑人吧,取息过律,会赦,免”[4],虽然遇赦被免罪,但从“取息过律”可见当时已经有了关于利率的法律。具体的利率是多少不得而知,但王彦辉先生推测这一利率当为20%,可备一说[5]。之后的成帝建始四年,陵乡侯“坐使人伤家丞,又贷谷息过律,免”[6]。永始三年,甚至还颁布过“还息与贷者必不可许”[7]的诏书,即禁止高利贷以及免除已发生债务的利息。
除了利率,关于民间借贷的许多方面汉代政也府制定了法律。比如关于“强质”,在继承秦律的基础上有 “诸有责(债)而敢强质者,罚金四两”[8]的规定。又如:
贳卖候史郑武所贫毋以偿坐诈□□名籍一编敢言之 E·P·T 51:199
明知道没有偿还能力,还要贳买,是要按诈骗论处的。再如汉代政府建立了严格的债务登记制度:
?□属甲渠候官诏书卒行道辟姚吏私贳卖衣财物勿为收责 E·P·T52:55
债务发生之后,债权人和债务人要向官府登记,否则官府不会代为催债。
在不断地处理民间借贷纠纷的过程中,汉代政府也逐渐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处理流程:
首先,当债权人发现债务人不履行还债义务的时候,可以向政府部门提出上诉并请求干预,如:
甲渠戍卒淮阳始□□宁□ 自言责箕山燧长周祖从与贷钱千已得六百少百E·P·T4:92
政府机关一般在收到上诉后,要对债务人移书验问,比如下简:
贷甲渠候史张广德钱二千责不可得书到验问审如猛言为收责言谨验问广德对曰迺元康四年四月中广德从西河虎猛都里赵武取谷钱千九百五十约至秋予 E·P·T59:8
然后,根据契约双方的证言,汉代官府要做出相应的处理,处理之后对于执行的情况还要求下级向上级官署报送爰书。如下简:
神爵二年六月乙亥朔丙申令史□敢言之谨移吏负卒赀自证已毕爰书一编敢言之 E·P·T56:275
二、官方统治秩序对民间借贷习俗的反馈
民间的借贷习俗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形成了法律法规并进而成为了官方统治秩序的组成部分。这种统治秩序又进一步地反馈给民间的借贷习俗,影响着民间借贷行为的运作。这种反馈存在着正反两个方向,既有对民间借贷习俗的稳固与强化,亦有和民间借贷习俗的矛盾与冲突。
1.官方统治秩序对民间借贷习俗的稳固与强化
汉代政府在认可民间借贷习俗的基础上以法律的形式对其加以规范,进一步地稳固和强化了民间的借贷习俗。《慎子》有云:“折券契,属符节,贤不肖用之”[9],可见契约文书这种“征信”的形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在官、民之间采用。但在经过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范和强调之后,契约就已经不再仅仅是民间借贷的信用凭证,其背后更具有了政府权力的强制力量。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汉代民间借贷中的契约观念。虽然汉代的借贷契约出土极少,但从出土的一些其他种类交易契约中,已经能看到诸如“如律令”这样的习惯用语。如《延熹四年钟仲游妻买地券》中有“有天帝教如律令”[10]、《熹平五年刘元台买地券》中有“为是正如律令”[11]等。买地券是入葬时仿照真实契约制作的明器,出现这种习惯用语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契约的法律效力的认可,另外也反映了法律对民间契约观念的强化。
此外,汉代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合法的借贷行为予以保护,使得当民间的借贷行为出现纠纷的时候,人们逐渐地接受并习惯采用“公力救济”的方式加以解决。出土汉简中留存了大量债权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要向官府“自言”,也就是主动提起申诉的行政记录。如:
女子王恩等责候史徐光隧长王根钱四百卌粟五石谓吞远鉼庭候长? E·P·T52:201
史晋史堰再拜言甲渠候遣令史延斎居延男子陈护众所责钱千二百女子张宜春钱六百居延丞江责钱二百八十凡二千八十辞晋令史忠将护等具钱
再拜白
司马令史腾谭E·P·T56:73A
(以上为第一栏)
自言责甲渠隧长鲍小叔负谭食粟三石今见为甲渠隧长 E·P·T51:70
(以上为第二栏)
2.官方统治秩序与民间借贷习俗的矛盾与冲突
官方统治秩序以律法规制民间借贷习俗,礼与俗的互动中既有其合适的一面,也免不了有着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最集中地体现在借贷利率与利息的规定方面。而矛盾的背后,实质上是律法代表的公权,与民间借贷的私权之间的冲突。
前文提及,自西汉武帝之后杏月是几月,汉代政府开始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调控,曾有旁光侯殷因“取息过律”被惩罚的记载。这种针对利率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抑制高利的商业借贷对底层社会的不利影响。但是如果从较长时期内考察,其“因人成事”的特性比较明显。在西汉武帝之后直到东汉,时常有政府限制利率的律令,但同样也时常有高利贷盘剥细民的记载,如《汉书·货殖传》载:“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甚至针对官方利率、赋税等方面的控制,民间借贷也逐渐发展出一些特别的应对方式乱世猎人。如当时民间的商业借贷中,有“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的做法,颜师古注曰:“言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报谢,别取财物”[12]。这实际上是为了规避官方的控制,采用类似后世将田产诡记入他人名下的做法。这些都体现了代表汉代官方统治秩序的律法,在规制民间借贷习俗的过程中能够产生作用,但往往也会因为民间的反抗而遭到削弱。
如果说利率是针对借贷规则方面的调控的话,那么直接针对利息的律法,则代表着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直接干涉。汉代在重要的节庆、登基或出现灾异等时候有“大赦天下”的传统,这其中既有赦罪春原未来,也有赦免公私债务。如汉宣帝元康元年三月赦诏:“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13]此为赦免百姓所欠政府债务,是政府作为债权人与作为债务人的百姓之间的行为。但也有时政府会下令直接解除私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如前引《永始三年诏书》中“还息与贷者必不可许”[14]的诏令,直接禁止民间商业借贷,并免除了民间借贷中私人之间的债务关系。这样的政策,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高利贷盘剥百姓的问题,但其本身却是以公权力直接侵犯私人的财产权,必然招致民间的抵抗。《永始三年诏书》下于永始三年七月,果然在同简的八月的另一份诏书中就有“三辅豪黯吏比复出贷史(吏)重质不止”[15]的记载。
注释: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文物出版社,1978年决斗犹马镇,第127页。
[2]王彦辉:《汉代豪民私债考评》,《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01页。
[3](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64年,第1132页。
[4](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五《王子侯表》,中华书局,1964年,第447页。
[5]王彦辉:《汉代豪民私债考评》,《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01页刹马镇。
[6](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五《王子侯表》,中华书局,1964年,第503-504页。
[7]伍德煦:《新发现的一份西汉诏书——〈永始三年诏书简册〉考释和有关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63页。
[8]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9](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四三〇《人事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池早早第574页。
[10]转引自黄景春:《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4页。
[11]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元台买地砖券》,《文物》1980年第6期,第57页。
[12](东汉)班固:《汉书》卷八五《谷永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3460-3461页。
[13](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中华书局,1964年,第254页。
[14]伍德煦:《新发现的一份西汉诏书——〈永始三年诏书简册〉考释和有关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63页。
[15]伍德煦:《新发现的一份西汉诏书——〈永始三年诏书简册〉考释和有关问题》秘踪拳,《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63页。